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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3 07:04文章来源: 利发国际

嫦娥3号设计师:刚工作时月工资是外企同学110

  直到这时,孙泽洲悬了近6年的心才稍稍放松:“自从2008年3月‘嫦娥三号’立项,任命我担任‘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我的心一刻也没有放松。从“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到“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坦言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自己人生不曾精心设计的孙泽洲,却率领一支年轻的队伍完成了一个世所瞩目的设计作品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工程二期的登月探测器“嫦娥三号”。

  2013年12月14日21时,“嫦娥三号”探测器变推力发动机开机,开始实施自主动力下降。11分钟后,“嫦娥三号”探测器在月球表面预选着陆区域成功着陆。这意味着,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实现月球软着陆的国家。

  直到这时,孙泽洲悬了近6年的心才稍稍放松:“自从2008年3月嫦娥三号立项,任命我担任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我的心一刻也没有放松。”

  在38岁的年纪挑起“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的担子,孙泽洲感受到机遇的垂青,更感受到挑战的迫人:“不过我始终坚信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老一辈航天人的帮助以及团队的协作,所以我对成功充满信心。”

  1970年出生于辽宁沈阳的孙泽洲,父母都是“沈飞”(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职工。“我对飞机一点都不陌生,我的小学、中学一路都是从沈飞的子弟学校念过来的,考大学时我自然也是选了航空航天系统的学校,当时并没有刻意设计自己的未来。”

  1992年,孙泽洲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在面临职业选择的当口,孙泽洲同样“没想太多就来了五院”。

  孙泽洲说的“五院”,即1968年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其前身可追溯到1956年建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是五院的首任院长。

  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并不算是一个最好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正是国外企业在中国跑马圈地、拓展市场的时期,加上通信行业的异军突起,对孙泽洲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来说,外企、电信等高薪、热门行业无疑更具诱惑。“我的同学中最后真正到航空航天系统的已经比较少了。”

  孙泽洲很快领教到不同行业选择之后的现实经济落差。“我刚工作的时候月工资200元,外企的同学能拿到2000元,同学不能常来,来两回就感觉吃紧。”

  不过孙泽洲自言在薪酬方面还比较随遇而安。“我最不适应的其实是从学校到单位这个过程。大学时,大家可以说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来到工作岗位上,作为一个新人,得从基础学起、做起,你不自觉就会想,自己啥时候才能做出点成绩、干出点成果?”

  这种每个人初入社会或多或少都会产生的小失落,对孙泽洲的考验尤其明显。孙泽洲在大学里意气风发,颇有“学霸”风范的他既是奖学金的常客,又是学生干部,但在进入五院之后,置身于航天这样一个系统工程,孙泽洲开始体验按部就班的程序式工作状态。

  “头几年,我主要参与资源、实践卫星的测控工作。”他说,“这些都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业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消化、吸收,甚至是复制前辈的工作,几乎谈不上什么压力。”

  尤其关键的是,在孙泽洲初入五院之时,中国的航天事业整体并不景气。“那个时候国家投入相对不大,我们的任务也比较少,基本没有加班”。

  因此,虽然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伟大的事业”,也清楚目前按部就班的工作将为未来积累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孙泽洲仍不免感觉自己只是这个伟大事业的“末梢”,还体会不到那种一直憧憬着的激情和抱负。

  2001年,孙泽洲在五院的工作陡然加速。“在这一年,我开始和嫦娥结缘。”他说。

  这个“嫦娥”,就是大名鼎鼎的“嫦娥工程”。一般而言,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是人类航天活动的三大领域。中国在前两方面均有不俗成绩之后,将目光转向深空探测。中国深空探测的第一步,就是月球探测。

  2004年,中国启动月球探测工程,并命名为“嫦娥工程”。该工程是新时期启动的16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工程之一。虽然“嫦娥工程”正式启动于2004年,但对相关科研人员来说,探月前期的论证研究早已提上日程。

  孙泽洲说,那是在1996年,褚桂柏老师做中国探月报告。“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情还很遥远。因为当时我们对卫星的研究周期一般是八九年,有的甚至要做十多年,比如我参与的资源一号卫星,它已经是一颗比较成熟的地球轨道卫星,但也是到了1999年才发射。而月球距离地球38万公里,以我们当时的技术条件看,发射这种距离的卫星,似乎还遥不可及。”

  对孙泽洲负责的星载测控系统论证工作来说,最大的难题是,要在没有地面深空站支持的情况下,解决地月远距离测控的难题。“开展项目论证的时候,我们没有深空站,也没有深空站建设的论证规划,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利用现有资源,完成地月距离的测控任务,这实际上对天线的指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在孙泽洲的印象里,天线攻关的进程“起起伏伏”,各种测试“反反复复”,直到2005年,天线指标才最终满足要求。“这时候开始感觉到压力,因为天线虽然只是整个任务的一个方面,但天线的问题不解决,整个任务可能都无法完成。”

  对孙泽洲而言,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嫦娥工程”正式立项之后。“立项之前,我的工作都是围绕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测控系统;立项之后,我开始担任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一则专业跨度比较大,二则需要承担一些技术协调工作。”

  孙泽洲讲得轻松,但熟悉他的人都清楚,孙泽洲是个出了名的资料控、数据控,有强大的抗疲劳能力。为了让自己迅速变“外行”为“内行”,加班加点成了孙泽洲生活的常态,晚上十点、十一点回家均属正常。

  在孙泽洲的眼里,协调的难度,并不在于通常意义上的沟通磨合,而是总体设计优化的过程,要力求调动各分系统的积极性。

  孙泽洲举例说,一般来说,需要他协调的事情都不是某一个系统能够解决的事情,更多的是多个系统相互耦合的事情。那么,对于他来说,首先就要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事情,它的关键点大概有哪些方面,然后,需要在这些关键的方面中去判断:哪个环节的突破、解决对系统来说最优?最后,去跟相关分系统协调沟通,向他们提要求,也让他们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提要求。

  “我不希望我定的要求太过刚性。”孙泽洲说,“所以我通常会把周围环境,以及我的期望和盘托出,努力调动各分系统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尽量向最优方向努力,为相关系统创造便利。”

  孙泽洲如释重负。“现在回想起来,真替当时的自己捏把汗,因为研制嫦娥一号几乎可以说是从零起步,各种挑战层出不穷。好在当时年轻,还不太知道害怕,虽然觉得担子很重,自己倒是信心满满。”

  2008年3月,“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全面启动研制,孙泽洲出任“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

  从“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到“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坦言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是副总师,要协助总师叶培建院士负责总体工作。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那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哪怕我真是没主意了,我还可以去找叶总,叶总总是会有主意的。但是到了嫦娥三号,我开始担任总师,那我也得让大家感觉不管遇到啥困难,只要有我在,就一定能有办法解决。可是从我自己来说,有时候我的心里也会打鼓、犯憷。”

  孙泽洲解释说,“嫦娥三号”成败的最大风险,来自月面环境的不确定性。从已掌握的资料看,月球表面覆盖着一层由月面岩石碎屑、粉末、角砾等组成的月壤,这层土壤松软且崎岖,加上落月时的具体月面的地形地貌也不能完全确定等因素,都可能对着陆器造成风险。

  “说白了,嫦娥三号的第一脚落在哪里,是踩在坑里还是踩在石头上,并不完全由我们的主观努力决定。虽然我们也可以悬停避障,但机动范围毕竟有限,不可能像直升飞机一样一直悬停,直到找到合适的地方再降落。假如这个范围内的地形地貌比较复杂,那我们任务的风险就增大了。”

  “嫦娥三号”的第二个重大风险,来自大量新产品的应用。孙泽洲说,一般卫星应用新产品的比例为20%~30%,“嫦娥三号”达到80%,而且核心的、要命的部件都是新产品。

  有系统内人士开始担心:从卫星发射的历史看,首发型号出现问题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嫦娥三号”该怎样避免不良后果?

  他提出要求:“哪怕再小概率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在地面上解决,那么我们坚决不怕麻烦,一定要修正、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带着隐患上天。”

  孙泽洲有一个信念:所有的麻烦、困难一定都是有解的,只是付出代价大小不同而已。“我的体会是,只要问题解决了,哪怕之前熬了几天几夜,我都不感觉累,也不想睡觉,只会感觉非常幸福,反过来,要是问题迟迟不能攻克,那是真累。所以我觉得,没有结果的累是最累的,累而有成,就感觉欣慰。”

  孙泽洲说,他早已习惯这份工作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使命感。“其实真不是我觉悟有多高,就是航天的整体环境、氛围特别好,老同志对年轻人真是帮衬、扶持,愿意给年轻人提供成长的机会和舞台。要说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收入,在社会上也还是偏低的,但很多事情并不是只能用钱去平衡,我相信只用钱去平衡也平衡不了。五院的魔力在于,她让我们感觉大家在这里,不是为了一个饭碗,而是为了一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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